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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國大學畢業生超過750萬人,出國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將接近55萬人,從海外引進專傢和技術人員將達到45萬人次。這會快速提高我國就業大軍的素質,為全面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經濟增長持續性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撐。

圍繞著這十個發展重點,《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或約請瞭十位直接或間接參與“十三五”規劃研究的專傢,研判未來五年相關領域發展走勢,以期呈現中國未來發展圖景與實現目標的路徑。

二是中國經濟增長由數量型擴張轉向瞭質量型提升,質量型增長模式下,實現同樣增速的難度要比數量型階段更大。

在進行未來的科技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創建能夠支撐各個產業發展的產業研究院所,為產業技術的重大攻關提供穩定的保障。在此基礎上,應集中資源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著力打造一批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大規模的國傢實驗室,從事基礎性、長遠性和前瞻性、公益性的基礎研究和科技前沿工作。

根據我國的現實情形,“十三五”期間,我國農業現代化應實現下述關鍵目標:

在科技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實現以開放、合作、共享的創新模式,被實踐證明是有效提高創新效率的重要途徑。充分調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跨學科、跨部門、跨行業組織實施深度合作和開放創新,對於加快不同領域、不同行業和創新鏈各環節之間的技術融合與擴散,顯得更為重要。

結構性改革是以破解阻礙經濟轉型升級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為導向的改革,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必然引起深刻的利益調整,不僅涉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調整,還涉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調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硬仗”。“十三五”要以結構性改革為重點,取得經濟轉型升級的決定性成果。

二是統籌利用沿海淡水資源和淡化海水資源。註重調整傳統水資源利用方式,加強對海水淡化的宏觀管理和政策支持。抓緊制定海水淡化產業規劃,並將其納入國傢和地區的水資源規劃體系。鼓勵海水淡化水進入城市供水管網,優化水源結構,重點在北方沿海城市推進海水淡化產業。

面臨四方面挑戰

在“十三五”時期,依然要牢牢抓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把握好原則和導向,才能加快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換,才能在未來的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贏得主動。

三是在土地制度存在一定弊端的情況下,城鎮化在一些地方演變為濫占耕地的所謂“土地的城鎮化”。我國城市建成區單位面積的GDP產出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也低於其他發達國傢。土地管理體制還導致土地區劃管理低效,帶來農戶對土地價格的預期過高,導致地租率過高,極不利於農業規模化經營降低成本。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凡是市場能做的就交給市場,政府的作用就是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提供更好的服務和保障。放開民間資本的行業進入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等領域,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攻堅結構性改革“硬仗”

巨大回旋空間托底中高速增長

資本結構的這種變化,必然使收入分配的格局發生相應改變。隨著私人資本在國民財富中比例的增加,其資本所得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也會不斷增加。由於私人資本的占有具有極度不均衡性,其增加必然會帶來個體間收入出現更大差異。

內容來自sohu新聞

創新驅動戰略“十三五”路徑

經濟增長動力何在

“轉方式”堅持三大原則

“轉方式”引領新飛躍

文/張孝德

實習生丁遠馨

提高農產品及終端食品的質量安全水平。2020年前形成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農產品質量檢測體系,裝備先進檢測手段。要建立政府機構依法監管、檢測行業守法自律、檢測企業守信競爭的現代食品安全檢測體系,讓人民群眾信任國傢農業,放心國產食品。

第三,要有更好的市場。產品市場、資本市場、人力市場等要能夠自由調節、自我糾正。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將在“十三五”規劃裡得以體現。對於未來的發展,很多東西不是你想好瞭未來就一定是這樣。規劃要發揮的是總量調控、總量導向和結構導向的作用,很多時候,政府不規定反而發展得好。所以政府應管好秩序、管好安全環境、管好外部性,並合理地提供公共產品,應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幹預,構建一個更加自由、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市場體系。

其一,生態文明建設國傢戰略要落地,要上升為治國第一要務,成為各地一把手主抓的頭號工作。

我國創新型國傢建設的唯一沒有實現的目標,是產業核心技術的開發與產業化。將技術對外依存度控制在20%~30%以下,是“十三五”科技創新的重要指標。中共中央、國務院2012年9月印發的《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傢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建成中國特色的國傢創新體系:原始創新能力明顯提高,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大幅增強,關鍵領域科學研究實現原創性重大突破,戰略性高技術領域技術研發實現跨越式發展,若幹領域創新成果進入世界前列。

土地稀缺和規模經濟決定瞭大中城市要選擇相對集中式道路,而不是扁平化城市體系。對於中小城市和城鎮而言,要走分散式城鎮化道路。一方面實行分佈式增長,產生較多的中小城市,這種情形在中西部地區更為常見;另一方面依托縣鎮形成大量人口50萬到150萬,甚至少於50萬人口的小型城市。在小城鎮建設中要突破就城鎮論城鎮、就農村論農村的“二元分割式”思維,著力推進城鄉一體化。(作者為“十三五”經濟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和戰略舉措研究課題負責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再者,轉型升級將增強經濟發展的實力。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巨大能量和空間來自轉型升級。以服務化率提高為特征的後工業化與以“綠色”和“中高端”相融合的新型工業化加快發展,既會繼續擴大工業發展的數量規模,又會提高工業發展的質量水準,這兩方面的融合發展都會創造巨大的工業生產和消費的新需求,推動地區和全國經濟持續增長。

其四,效率與創新雙輪驅動高效城鎮化。

提高農業產業組織體系的現代化水平。以發展傢庭農場為重點,形成高效農業的有力支撐;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聯社為依托,形成農資及農產品流通與生產服務的基本網絡;以城市資本為核心,建立農產品加工與農業生產裝備制造的現代產業群落。

十八大以來,改革重啟與市場作用的增強是我國區域經濟運行的基本背景。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新一屆中央政府逐漸形成新的區域發展思路,提出瞭環渤海經濟帶、長江經濟帶、新絲路經濟帶等重點發展區域,強調東北和西南作為大的戰略縱深區的發展問題和西北地區的發展潛力問題。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由此不斷走向深化、細化和實化,呈現出四方面新特征:

三是經濟增長由資源消耗型向環境友好型、綠色文明型轉變。原來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今後要實現的是環境水平提升條件下的集約型增長,這樣的增長難度也更大。

四是勞動力由過去的充足供給轉向有限供給。目前農村還有兩億多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而城裡面已經生活和工作的兩億農民工隻是需要身份的轉換而已,本身已經是城市勞動力。還可能出現的一個新的情況是,城市裡的技術工人向農村回流。過去的勞動力是純粹由農村向城市單向轉移,現在則出現雙向轉移。隨著農業規模化、機械化、智能化的發展,一些管理人才、技術人才會走向農村。支撐經濟發展的人口數量型紅利要轉到質量型紅利需要一個過程。

“要科學佈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紮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質量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

二是未來一個時期國際農產品價格低迷,並形成農產品進口壓力。國際區域性沖突總體呈減緩趨勢,一些國傢的農業生產力正在恢復,農產品自給能力增強。東歐、非洲及拉丁美洲的農業基礎條件好,隨著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農產品產量迅速增加,出口能力增強。國際能源形勢好轉,農產品的能源轉化趨勢得到遏制,也增大瞭國際市場的糧食供給潛力。

這個背景,對未來的區域發展戰略提出瞭新的要求。從“十三五”區域發展的趨勢看,至少應把握好五大重點。

切實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工程技術是中國獨有的優勢,我國在工程技術方面已經取得瞭突破性的進展,需要進一步持續投入,不斷發揮其優勢。積極圍繞我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五化聚合”,謀劃新的國傢工程科技重大專項,以重大專項項目牽引,凝聚世界一流的工程科技人才及團隊,加強國傢級工程科技基地的培育、佈局與建設。

目標實現基本路徑

新常態提出新挑戰

生態文明建設,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中,升溫最快、受中央關註度最大、賦予其戰略地位最高的國傢戰略。3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再度重申生態文明建設是事關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加強基礎研究和工程科技前沿投入,是實現自主原始創新的根本。要加大基礎研究和前沿工程科技研究的投入,在若幹可能發生革命性突破的科學、技術和工程方向上,力爭開拓新問題、新理論和新方法。要進一步重視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特別是世界級科學傢、工程技術人才的培養,以穩定經費投入、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資待遇和寬松的研究環境,形成一支高素質的從事基礎研究、工程前沿科技的隊伍。

為瞭發揮國有企業在提高創新能力上的先鋒中堅作用,必須把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納入國傢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戰略性、前沿性、基礎性的創新重大工程方面由國有企業承擔完成。從政策、組織、體制、法律等全方位鞏固與發展持續創新,包括中央企業技術創新專項基金的設置,在企業技術中心的基礎上開展企業研究院、企業工程研究中心的設置等,培育引進發展匯聚多學科、有層次的創新型人才隊伍,組建具有跨越、突破能力的創新團隊。

進一步完善創新“生態體系”

三是堅持集約導向原則。世界經濟發展經驗表明,任何一個國傢或地區的勞動力、土地等資源供給都不可能是無限的,到瞭一定階段必定會受到瓶頸制約。“十三五”時期,我們必須堅持集約導向原則,通過技術進步、科技創新等途徑,努力提高投入產出效率,順利實現發展方式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換。

其四,加快推進經濟體制重點領域的改革。以優化國有經濟佈局結構和打破壟斷為重點,進一步放開市場,引入競爭,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逐步建立反映市場供求狀況、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健全有利於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財稅制度。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構建高效運行、審慎監管和風險可控的金融體系。

四大主攻方向

其二,加快經濟帶建設速度,培育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支點。

其三,進一步加強對中小企業的創業創新支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的創新活動,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構建公共創新服務平臺,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技術創新服務;要積極落實鼓勵企業創新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強化創業孵化器、創客空間等建設,完善對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的政策環境。

一是要堅持質量導向原則。在“十三五”時期,我們要更多地將精力聚焦到“質”的層面上來,努力打造“中國質量”升級版。如果“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進一步下降,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但隻要能夠順利完成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實現有質量的增長,速度回落的經濟,總體含金量也會遠超過去兩位數的增長效果,經濟發展的目標同樣能夠實現。

民生大計重在收入分配

工業高端化與服務業現代化要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不僅要追求“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更是追求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而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前提條件是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尤其是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制度創新。要素不僅要在國內自由流動,而且要實現全球化配置。沒有哪個現代國傢的工業化是在封閉條件下完成的。開放是獲取新知識、促進技術進步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有力手段。

開放方面,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共同建立跨國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集聚區,依托自貿區擴圍擴容,逐步開放商務、金融特別是資本市場,擴大離岸人民幣結算和雙邊貨幣互換規模,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建立更高層次更高水準的開放經濟體系,帶動資本、技術、裝備、服務、品牌走出去。

本世紀以來,在黨和政府的戰略設計和有力組織下,中國的科技創新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贏得瞭國際的廣泛關註和充分肯定。載人航天、深海工程、高速鐵路、高速計算、西電東輸、南水北調等國傢重大工程發揮出重要作用,互聯網商業應用方面的創新層出不窮。

保持經濟增長已被確立為“十三五”時期的重要任務之一。圍繞著“十三五”時期的增速,業界也多有討論,樂觀者認為會超過7%,悲觀者則擔心能否實現GDP翻一番所需的6.5%的最低增速。對於“十三五”規劃中GDP增速的預期目標,不同機構也有不一樣的建議。

高度重視前沿科研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雖然從功能上來看公有制經濟仍然主導著經濟發展的命脈,但是從構成上來看國有經濟成分比重不斷下降,國有經濟處於支配地位的局面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

文/陳勁

首先,經濟轉型升級對結構性改革的需求全面增大。

可以說,“十二五”以來,尤其是十八大後,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瞭顯著成效。

“十三五”國傢發展規劃專傢委員會委員、國傢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東琪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潛力和回旋餘地大。隨著改革開放、轉型升級等新動力的不斷增強,經濟增長將釋放出新能量,中國經濟也將因此而拓展出新空間。



“十三五”將保持平穩增長模式

隨著產能過剩、地方債、房地產、通縮等風險的不斷上升,依靠政策刺激增長的回旋餘地大大縮小。如果結構性改革不到位,矛盾不斷積累,將給經濟運行和長期增長帶來更大風險,甚至觸發經濟社會危機。

其三,以資源環境承載力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建立完善相應的體制與機制,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佈、經濟佈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扭轉長期以來區域開發秩序混亂、區域生態環境日趨嚴峻的現象。(作者為“十三五”我國區域發展重點和機制研究課題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導)

其二,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要落實,以制度建設遏制污染蔓延勢頭。

當前,土地、礦產資源、國有企業、公共產品等國有資產的資本化過程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來源,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須堵住這些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漏洞,為此,迫切需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完善制度和規則:

陳東琪:對於“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總的判斷是,能夠實現中高速增長,但難以出現較大幅度的上漲。今後不會出現大的起伏,將會是比較平穩的增長模式。經濟增長出現以前兩位數的增長不大可能。

尤其是,在我國當前工薪勞動者收入水平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報酬占GDP份額較低的情況下,相對過重的工薪收入稅收負擔不僅使個人所得稅難以起到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還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加劇瞭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於勞動者的局面。反觀世界上其他國傢,個人所得稅大都是實行以傢庭為基礎的綜合所得稅制度。所以,從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來看,亟待進一步完善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應該像世界上大多數國傢一樣,盡快實施按傢庭綜合征收個人所得稅制度。

其二,大膽解放思想,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突破傳統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束縛,以合作社等農民自願組織替代原有集體經濟組織。中央已經安排瞭多方面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筆者希望,最終出臺的改革方案能夠堅持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關於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意見,使土地產權關系更加明晰,土地交易市場更加開放健全。

在正常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可以通過完善再分配機制逐步加以改善或者說解決的。從再分配的角度來看,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需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陳東琪:中國今後的發展,質量的提升是核心主題。促進發展質量提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在新的增長階段,中國經濟將會由“地礦式”為主的增長依托轉向“腦礦式”為主的增長依托。數量外延型模式逃不脫“礦山越挖越空、資源越用越少”的邊際效益遞減規律,而“腦子越用越靈、知識越用越多”的質量內涵型模式則可以實現邊際效益遞增。

其一,在完善市場體系中充分地利用市場“無形的手”。

大力促進農業現代化,對於保障中國經濟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對近代經濟發展基本模式的研究表明,在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發展的長期趨勢中,農業現代化不是整體發展的單向結果,而是整體發展的能動因素。

結構調整主攻方向

“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創新的競爭。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三大動力護航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推動陸海統籌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獲得瞭長足進步,但仍面臨巨大挑戰。

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時,國有經濟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公有制經濟占99%,非公有制經濟占1%。到2000年,資本主要由國傢和集體所有和使用的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居民所擁有的資本已經超過國有資本,甚至比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之和還要大。

其三,大力推進邁向綠色發展的生態經濟建設,以生態經濟引領中國轉型發展。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新時期科技創新的新范式。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以及先進技術的大量湧現,創業創新將進一步得到發展。創業者是創新的主要實現者,創業創新更能打造響應和引領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優秀企業。

區域發展五大重點

一是中國經濟的基數已經比較高,而增長率是以基數為條件的。中國經濟規模在2014年已經超過63萬億元,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盡管增速有所放緩,但增量仍舊巨大。

有關研究表明,在2000年我國28.7萬億的資本總額中,國傢占34%,集體占12%,居民個人占43%,港澳臺及外資占11%。近些年,經濟結構的“國退民進”趨勢進一步加快,公有制經濟成分的比重進一步下降。2008年全國資本性資產共144.078億元,其中國有資本占10.50%,集體資本占2.76%,個人資本占79.92%,外商資本占6.82%。

農業現代化大使命

內源發展機制是內源自我動力機制和內源推動機制的有機統一,是扶貧脫貧動力源泉的內在力量。內源自我動力機制主要來自自我的內在源動力,主要包括內源機制和主體參與機制,是扶貧脫貧自我內源源動力。

三是縮小政策單元,提高區域政策精準性。以分類指導、區別對待為原則,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的基本方向。在準確把握國傢戰略方向的前提下,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的實際需求,構建差別化、有針對性的區域政策體系。

《瞭望》:人口紅利由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會否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因素?

其六,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農村地權制度的建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體制、衛生醫療體制、養老服務體制等改革的力度,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進一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從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實行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力爭就業增速不放緩、就業質量不降低。□(作者為國傢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要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深入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著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積極培育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

三是對金融體制改革的現實需求增大。促進金融資源向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配置,需要打破金融業的國有壟斷,改變以國有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為主的金融市場結構,大力發展面向中小企業的民營銀行和中小金融機構,形成有力支撐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大力發展互聯網+,需要打破在支付和零售等領域的金融壟斷。

其二,在完善市場體系中更好地發揮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

這意味著必須通過實施全面技術追趕和局部技術趕超的創新戰略,保護和放大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創新成果,並在局部相對優勢區域取得重大突破,這是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舉措和關鍵路徑。

結構性改革就是“深水區”

目前,中國經濟正式邁入“服務化”時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加快轉變。2014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48.2%,高出第二產業5.6個百分點。2015年上半年服務業對GDP的貢獻率達81.2%。與此同時,高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推動工業增長上成為主力。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明顯快於工業整體水平。

“十三五”農業現代化目標

其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頂層設計,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普惠性。

“十三五”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後窗口期,結構性改革的迫切性全面上升。如果結構性改革能取得重大突破,就能獲得經濟轉型升級的持續動力;如果不能啃下結構性改革的“硬骨頭”,就很可能面臨系統性的經濟風險。

圍繞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回旋餘地、經濟增長的動力支撐、“十三五”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路徑等,陳東琪日前接受瞭本刊的專訪。

(作者為“十三五”創新驅動的戰略重點與創新型國傢建設研究課題負責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其二,加強城鎮化發展的頂層設計,形成有利於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

一是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西方發達國傢差距巨大,農業生產的勞動成本隨著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提升。國際形勢變化可能使中國農業現代化面臨更大難題。

一是主體參與機制。通過引導貧困人口參與各種完善項目,在提高項目質量的同時,可以達到提升貧困人口自身發展意識和發展能力的目的,從而提高貧困人口的自主發展能力,實現從外部輸血到內部造血的轉變。不僅能提高外界項目和資源對貧困縣內部實際情況的適應性,還能提高貧困人群對外部資源和機會的把握能力。主體參與,一方面要利益主體有意願參與,另一方面要有便利的渠道參與。

特別是積極探索激勵利於創業創新的技術交易制度,在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背景下,進一步探索在科技成果的展示對接、技術評估、技術交易、要素配置等各環節釋放市場潛能,探索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商業模式的形成,大力促進科技成果的資本化、產業化,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的價值實現提供可靠的制度環境。

二是對稅制改革的現實需求增大。走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需要通過消費稅改革來鼓勵服務消費和綠色消費,發揮稅收對社會消費結構調整的引導作用;釋放中低收入者的潛在消費需求,需要加快具有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直接稅改革,擴大直接稅比重,促進稅收公平。

5月27日,在浙江召開的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強調,“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努力在保持經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創新驅動發展、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改革體制機制、推動協調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扶貧開發等方面取得明顯突破。

二是建立更加嚴格的礦產資源使用制度,盡快開征資源稅,提高礦產資源使用稅標準,建立礦產資源企業的利潤分成制度。

《瞭望》:現在業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力的轉化期,新的增長動力有待進一步培育和壯大。在你看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力量主要有哪些?

一是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依托長江經濟帶的四大戰略定位,最終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構造東西延伸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轉型升級新的支撐帶;二是拓展絲綢之路,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未來西部大開發將結合中央高層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概念,迎來經濟發展“升級版”向西開發開放的機遇;三是提升渤海灣,建設環渤海經濟帶。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統一市場體系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區域間對接。加快區域合作步伐,構建區域合作發展的協調機制;四是借勢自貿區,培育新的經濟帶。包括東南沿海經濟帶、珠江經濟帶、東北中部經濟帶、黃河經濟帶、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城經濟帶,使我國經濟發展南北延伸的發展態勢向東西延伸的發展態勢轉變。

農業現代化對於提升我國社會平等程度、保障國傢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農產品價格相對低廉有利於降低國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運行成本,適度擴大國民營養保障計劃的覆蓋范圍。農業現代化能夠有力支撐城市化率的穩步提高,為社會組織化水平提高做出貢獻,有利於降低社會對話成本,促進社會和諧。

“要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十三五”是中國科技創新的關鍵時段。科技的全球化、科技的聚合、互聯網的推廣等,為中國“十三五”的科技創新帶來巨大的機遇。中國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並聯”實施,特別是城市化、生態文明建設、“一帶一路”戰略等,更是為“十三五”的科技創新提供瞭強大需求。

其三,效率與創新雙輪驅動工業高端化與服務業現代化。

促進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深化國內農業區域分工,建成一批高效農業基地。推動農業對外開放,提升我國若幹農產品生產的比較優勢,使其在國際上具有市場競爭力,保障食物及食物原料進出口總量的貿易平衡。

建立職能明確、分工合理、運轉有效的國傢支農體系。形成以農業保護區建設為基礎、傢庭農場支持為重心、農業服務體系維護為補充、農產品市場調節為杠桿的國傢支農體系。建立和完善國傢農業社會經濟效率評價信息系統,大幅度提高國傢支農效率。

“十三五”時期農業現代化所帶來的恩格爾系數下降,還會對國民消費儲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有利於改善國民消費與積累的比例關系,從而為國傢宏觀經濟調控奠定微觀基礎,提升宏觀調控效率。

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關鍵在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通過創業促進各類創新的發展。

陳東琪:首先,改革開放將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改革方面,以結構性改革促結構調整升級,以結構調整升級促經濟提質增效。加快簡政放權,深化財稅、金融、價格、匯率、國企和社保等方面的改革,進一步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分割,降低商務註冊門檻,推進公平準入,形成統一有序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全面構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機制。

文/《瞭望》新2胎借貸利率貸款全省皆可處理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十三五”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後的關鍵五年,也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重要時期。在“十二五”基礎上,應當在提高經濟效益方面發力,堅持質量導向、市場導向和集約導向,努力打造“中國質量”升級版,加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型轉變。

文/張占斌

建立“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經濟區”區域空間體系,逐漸形成以“城市群發展為核心、發展軸打造為引導、經濟區合作為重點”的國土開發空間組織模式,實現點、線、面的耦合,達到以線串點、以點帶面的目的。

國有大中型企業要承擔產業創新能力建設的重要使命,在基礎技術、核心技術和共性技術創新方面發揮主導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在全球佈局研究與開發力量和創新網絡建設,承擔全球創新資源整合能力的重大責任。

讓人民群眾等參與創意設計和技術開發,讓投資者參與新事業的創立和發展,以及隨之形成的創客實驗平臺、創新生態體系和創投聚合機制,將促進創意、創新、創業與創投的高度融合,產生更多的具有原創能力的中小企業,將在“十三五”期間進一步煥發出強大的創新活力,而成為中國創新走向世界前列的亮麗風景線。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瞭“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這也就是經濟結構調整面臨的新環境:在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方式上,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在消費需求上,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在投資需求上,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在對外經濟上,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在增長的驅動要素上,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在市場競爭上,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在資源環境約束上,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發達國傢對我國先進技術的封鎖限制,對我國實現全面技術追趕戰略和推動產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盡管中國擁有全球科技資源獲取和技術引進的優良機遇,但核心技術不能自動獲得,產業核心技術需要長期的積累才能產生。因此,鼓勵大學、科研院所、骨幹企業從事前瞻、核心、關鍵技術的開發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研判十三五十大發展重點:回旋空間托底中高速增長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50912/111723229742.shtml

四是某些現代生產要素與小農經濟的契合程度低,生產方式轉變需要克服多重障礙。小農經濟面對的市場存在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導致小農戶風險厭惡程度高,對現代金融產品實際需求低。金融資本隻有在政府有效開拓與維護農村市場的條件下,才能獲得資本安全性的保障,但在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並不具備市場開拓與維護能力,因此產生瞭傳統農業經濟的“金融抑制”。

農業現代化路徑謀定

通過深化農村改革,優化農業經濟管理,適度增加農業投入,可以克服上述農業現代化的阻力。當前,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堅定城鎮化發展信心,實現農村人口的穩定轉移。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是改變農業人地比例關系的基本前提。我國現有農戶約2億戶,戶均耕地10畝左右,這意味著大量農戶必須向非農領域轉移,進入城市經濟系統,才能使農業經營主體轉變為現代傢庭農場。據筆者測算,如果以農戶平均收入達到城市傢庭平均水平為約束條件,我國將來隻需要約3000萬專業農戶;滿足這個條件,我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應在6%左右。考慮到農村人口的多樣性,我國城市化率也必須提高到75%以上。這意味著我國城市化還必須大力向前推進。

二是堅持市場導向原則。經過30多年的改革,雖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但並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阻礙瞭發展方式的轉變。“十三五”時期,要實現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釋放經濟活力,就必須堅持市場導向原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其三,建立職能明確,分工合理,監管有效,運轉順暢的土地規劃管理制度,加大農地保護力度。國傢應實行“國傢農業保護區制度”,在全國范圍裡劃定面積超過基本農田的農業保護區,並由中央政府直接規劃監管。在建立此項制度的前提下,可以下放其他類型土地的管理權,擴大地方政府對非農用地的規劃管理權限。

其四,改革與完善農業技術研究推廣管理體系,大力提高現代農業技術的裝備程度。要以降低農業勞動成本為重心,開發農業實用技術。國傢應改革農業大學辦學與管理體制,讓農業大學全面直接介入農技推廣,使其成為農技推廣的主力軍。

其五,建立適應農業現代化要求的農業經營組織體系,充分激活農業微觀經濟組織活力。國際經驗表明,“傢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模式不僅擁有巨大的農業規模化經營潛力,也能支撐農業產業鏈巨大的市場占有空間,使農民從農業全產業鏈獲得收益。

其六,改革與完善國傢支農體制,提高支農經濟效率。要區分“三農”投入類別,建立獨立的農業支持賬戶體系。逐步減少針對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的“龍頭企業”的財政扶持,鼓勵農民合作社逐步替代龍頭企業。在歐美國傢,農民合作社數量少,但規模大,有的已經發展成為跨國公司,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上有呼風喚雨的強大實力。但我國還熱衷擴大合作社的數量,缺少支持合作社做大做強的政策。這種情況應盡快改變。

其七,分類發展農村金融,活躍農村資本市場。中央政府可在扶貧資金中建立專項基金,與地方政府合作發展小額信貸等普惠性、公共性農村金融。大型政策性銀行應服務於農業現代化發展戰略性目標,支持農業現代化的技術突破與結構轉型。一般商業銀行在農村領域的活動完全放開,擴大利率浮動范圍,並允許其不介入普惠性、公共性金融活動。關於各類土地抵押貸款的政策還應進一步作出調整,使農民的土地財產在資本市場上得到合理定價。(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展望“十三五”,要真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換,“十三五”期間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改革是培育和釋放市場主體活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圍繞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問題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改革意識,提高改革行動能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文/遲福林

其二,促進以產學研為核心的協同創新體系。協同創新是一項更為復雜的創新組織方式,其關鍵是形成以大學、企業、研究機構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機構、中介組織、創新平臺、非營利性組織等為輔助要素的多元主體協同互動的網絡創新模式,通過知識創造主體和技術創新主體間的深入合作和資源整合,產生更多的原始創新。

之所以說“十三五”會保持中大安區農地貸款速偏高的水平,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原因。

從基礎性改革轉向結構性改革,是解決改革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然選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深層次矛盾,主要是指體制性結構的不合理。盡管在某些體制方面有所突破,但體制結構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從現實情況出發,體制性的結構矛盾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最為突出的因素。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基礎性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強調改革的配套性;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強調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是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對我國下一步的改革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適應改革的新形勢,我國結構性改革應在多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現階段的許多單項改革難於取得真正的突破。實施並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適應這種改革的新形勢,把體制創新、逐步形成合理的新體制結構作為基本任務,在改革整體攻堅的前提下,分階段、分步驟地實現局部改革的突破。

從中長期來看,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不僅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松動,更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使宏觀政策調整與重大改革有機結合。例如,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相結合;稅收減免政策的出臺要與稅收體制改革相結合,既著眼於減輕企業負擔的短期需要,又考慮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需求;穩健的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相結合,使增量資金能夠流入到民營經濟、中小企業、農村、落後地區,由此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活力。

“十三五”倒逼結構性改革

同時,構建好跨組織或無邊界的創新網絡組織,發動廣大職工群眾持續地開展眾創活動,把專職研發隊伍與廣大群眾創新兩支力量匯在一起,開展持續的全面創新活動,最大限度地發揮國有企業包括中央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潛力。國有大中型企業將在中國創新走向強盛的過程中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把準“轉方式”六大著力點

一是對財政體制改革的現實需求增大。實現增長模式由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變,需要加快財政體制改革,使財政支出結構適應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以財政體制改革倒逼政府職能轉變和地方政府轉型。尤其是擴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支出,需要加快支出責任與財力相匹配的體制機制改革。

科學作為技術的前端基礎,要進一步獲得重視。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在研發投入中的比例,是科技投入結構優化的關鍵。依照科研前移的特征,積極鼓勵進行具有前沿性的基礎研究,具有重大引領效應的基礎研究,解決世界科技發展所需的基礎性科學問題。

四是對教育體制改革的現實需求增大。形成適應經濟結構調整升級需要的人力資源結構,需要教育結構的戰略調整。從未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高端技術人才、技能型人才、現代服務業人才的需求看,尤其要打破職業教育的固有理念,把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促進職業教育高等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次,“十三五”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全面加強。

文/殷德生

因此,“十三五”必須啃下結構性改革的硬骨頭。“十三五”抓住經濟轉型的最後窗口期,打破既得利益藩籬,加快財政、稅收、金融和教育領域的聯動改革,以此帶動經濟領域的全面改革,在化解結構性矛盾中形成經濟轉型升級的新常態。(作者為“十三五”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與任務課題負責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陳東琪:改革是必須把握的路徑之一。中國現在有很多制約,表面上看起來是發展模式的問題,實際上是發展體制的制約,所以需要通過深入改革,創新發展體制。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產權體制、市場體系、地方之間的管理體制等,都需要調整,以激發經濟發展的活力。

“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既是理念又是舉措,務必政策到位、落實到位。要采取有力措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積極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文/孫久文

模仿創新曾是我國科技創新戰略的重要途徑,通過引進國外先進的生產制造經驗以及合作進行產品開發,我國創新能力有瞭明顯提升,然而產業核心技術的引進與合作已然越來越困難,必須對創新的戰略進行調整與重構。

一是從強調全國一盤棋和實施大一統的指導政策,轉變為“四大板塊”的戰略思路與指導政策;二是區域政策逐漸細化,以“四大板塊”戰略為基礎,運用區域規劃打造瞭一批跨省區、跨流域、跨行政區的經濟區和經濟帶;三是扶貧政策更加精準化,專門制定11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扶貧攻堅規劃;四是對一些條件優越的地區,圍繞推動改革開放重大任務進行試點、試驗和示范,打造一批特殊功能區。

其五,加快實現資源的集約高效利用。繼續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加快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走集約高效發展之路。

完善區域政策體系

一是完善區域政策體系,構建符合市場規律的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理順區域協調發展機制體制,關鍵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掃清要素壁壘建立統一大市場,促進人口、資源、產業等跨區域自由流動。

二是強化區域政策落地實施,構建區域協調發展長效機制。加強區域政策的落地實施,進一步開展區域規劃和區域政策實施的跟蹤評估與監督檢查。在已有區域規劃基礎上,做好首都經濟圈發展規劃、環渤海地區發展規劃、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等若幹重大區域規劃的編制工作。加快構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長效機制,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立法工作,完善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

其一,保持經濟平穩健康增長。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調整和完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強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挖掘好城鎮化對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力;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充分發揮好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在穩增長中的支撐作用。

建立多層次區域空間體系

新常態下,“十三五”時期,經濟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向主要集中於四方面:

其一,強化城市群的主體形態作用,建立城市群協調發展機制。

一是優化城市群內部分工協作機制,提高城市群聚集效率。從城市群內部來看,中心城市要以發展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等高能級產業為主導,其他中小城市發展配套制造業和專業化、差異化服務業為主體,形成優勢互補、聯系緊密的產業分工協作體系。

二是差別化定位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群。優化提升東部地區城市群,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優化城市空間結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質量,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培育發展中西部城市群,引導東部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有序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提升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兼顧中部地區重要糧食主產區的任務和西部地區生態保護的重要意義。

農村的發展空間也巨大。目前農村和城市沒有真正銜接起來,而最大的不銜接就是人的不銜接。發達國傢農村和城市是沒有邊界的,既沒有生產邊界,也沒有要素限制,如果把這種壁壘和門檻打破,實現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

其一,強化國傢科研能力面向科技前沿。國傢科研能力是指以學科前沿問題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為中心,具有公共科技特性的基礎研究能力、產業共性技術研發能力和工程技術研究能力。中國現有的研究機構存在規模小、重復建設、與企業功能趨同等弱點,不能很好地為企業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持,有的反而無謂地耗費瞭珍貴的科技資源。

其三,促進新型經濟區的形成和發展,形成全面區域開發新格局。

未來我國的空間組織結構將逐步向以若幹城市群為核心的經濟區方向演變。目前,我國經濟帶與城市群和經濟區正在相互耦合,未來以城市群為核心,將形成東北、泛渤海、泛長三角、海峽、泛珠三角五大經濟區。

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發展

按照“分別對待,因地制宜”的原則,以縣域經濟發展為核心,以城鎮化和“精準扶貧”為抓手,以自然資源開發為基礎,側重人力資源培育,註重發展能力提升。結合開發式扶貧與保障式扶貧思路,實現專項扶貧、產業扶貧、社會扶貧的有效對接,建立專項扶貧、產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統籌城鄉發展的一體化綜合扶貧體系。積極調動民間組織的作用,引進各種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最終實現扶貧開發與區域發展相聯動,“以區域發展帶動扶貧開發,以扶貧開發帶動區域發展”的目標。

文/黨國英

統籌陸海資源配置,全面提升綜合開發水平。

一是統籌管理沿海土地與海域資源。按照陸海統籌的原則,積極探索沿海土地利用與圍填海統籌管理的機制與途徑,切實提高土地、海域開發利用效率;高度重視海域圍填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創新,避免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科學確定圍填海的規模和時序。

一方面,將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作為政府簡政放權的邊界,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幹預;另一方面,將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領域作為政府的補位邊界。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

三是統籌開發陸海資源能源。加快核心開發技術攻關,切實加大對深海油氣資源、海洋可再生能源和國際海底區域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勘探、采掘和產業化開發力度,以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需求。

推進城鎮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其一,完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政策引導,推動各類城市協調發展。

一是提升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促進沿海中心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大內陸中心城市開發開放力度,完善區域性重要節點城市,適當疏散特大城市功能;二是加快中小城市發展速度。把加快發展中小城市作為優化城鎮規模結構的主攻方向,加強產業和公共服務資源佈局引導,提升質量,增加數量;三是引導小城鎮特色發展。按照控制數量、提高質量,節約用地、體現特色的要求,推動小城鎮發展與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區功能相結合、與特色產業發展相結合、與服務“三農”相結合。

《瞭望》:就中國經濟自身來說,未來的增長條件發生瞭哪些變化?

一是構建多元化的城鎮建設投融資平臺,引入市場化配置土地資源的機制,通過BOT、TOT、BT等融資模式,積極利用民間資本或外資;二是盤活城區存量土地,增強政府對土地市場的調控能力,逐步建立城鄉掛鉤的建設用地市場體系,適度放寬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范圍,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流轉和交易市場,促進城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三是逐步消除城鄉區域間戶籍壁壘,還原戶籍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佈和社會融合。

研判“十三五”十大發展重點

跨越生態“高墻”

隨著國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大學和研究生畢業、出國留學回國人員、海外中高端技術人才流入數量不斷增加,人力資本規模迅速擴大,必將快速推動研究開發,加快專利增長,促進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釋放質量型人口紅利,從而形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展源泉。

其三,加快推動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步伐。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厚實培育創新型創業企業的土壤,更多靠產業化的創新來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點。要大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研究,著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堅持開放創新,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發展合作大網絡。

《瞭望》:要推動中國經濟由上述動力驅動,具體有哪些實現路徑?

在更加強調在生態文明建設頂層的背景下,如何落地是當前及今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根據生態文明建設頂層設計的要求,“十三五”規劃中,生態文明急需做好四個方面的落實工作。

五是中國大規模的園區建設將由外延型鋪攤子式的發展走向內涵式發展。園區規劃就是工業規劃,就是工業生產。過去大量的園區會帶來很大的基本建設投資,這又進一步帶動企業的投資。工業園區的擴張自“十三五”開始會明顯減少。在消化以前園區的同時,園區發展也在走向轉型升級。

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就不僅僅是單純的環境治理問題,而是中華民族走什麼文明之路的大問題。如何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當代中國遇到的最大難題,也是關系到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性難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成功瞭,中國與世界雙贏,否則,中國的災難也是世界的災難。

目前,社會和政府對建設生態文明重要性嚴重認識不足。許多地方政府把生態文明建設看成單純的城市綠化、看成是環境、林業等部門的事。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在追求GDP思維慣性的作用下,仍然以讓環境為增長讓步的思維,來對待生態文明建設。

從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到最近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這充分說明生態文明建設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的國傢戰略。要使生態文明建設落地的前提,就是生態文明要上升為治國第一要務,成為各地一把手主抓的頭號工作。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海峽西岸經濟圈等區域規劃帶動瞭東部城市群的發展。西部地區的大開發戰略不僅改變瞭西部貧窮落後的面貌,而且拓展瞭全國經濟發展的空間。中部地區實施崛起戰略,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綜合交通樞紐建設取得重大進步,新的增長極在逐漸形成。

目前,要著力抓好三個方面制度體系建設:一是全面推動覆蓋全國土地的生態保護紅線體系。基於主體功能區制度,建立國土空間優化開發保護制度,形成對全國國土進行統一規劃與控制性管理;二是要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建立基於自然資源資產的科學化、法治化的生態資源保護制度。這些制度包括覆蓋所有官員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制度。以及通過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生態補償等一系列制度建設;三是建立覆蓋全空間和全流程的生態環境監管制度。這個制度體系由三個方面構成:在政府監管上,完善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的管理體制,解決環境執法力度不足、不嚴的難題;在環境監控管理空間上,建立環境空間全覆蓋的監控管理體系。建立陸海統籌的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和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健全國有林區經營管理體制,完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充分發揮社會參與環境保護上,加強公佈環境信息,健全舉報制度,讓社會群眾成分參與到環境監控與保護中。

《瞭望》:中國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韌性和回旋餘地體現在哪裡?

中央出臺的《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高度重視綠色發展的生態經濟建設。目前,提出綠色發展不僅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增長點,也是中國未來新競爭力。要認識到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經濟發展,在中國已非概念,而是已經進入市場機制、開始成為創造綠色財富的新經濟。目前,有四類生態產業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值得關註:

一是中國已處在領先世界的新能源產業。特別是在太陽能光伏發電領域,無論是光伏發電的生產量,還是發電新裝機容量,中國均為世界第一。太陽能發電產業鏈涉及85個相關產業,這是一個有20萬億潛在投資的市場;二是中國節能環保產業。最近幾年中國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十分迅速。2015年與環境及節能服務相關的產業總產值已經突破萬億;三是以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為資源的文化旅遊業、中醫中藥業、生態農業、康體保健業、中國飲食業、文化創意產業、民間手藝工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四是傳統工業低碳化、生態化改造的產業。當代中國是世界最大制造業國傢。對於這些高能耗、高排放傳統產業,中國不能走西方污染輸出的道路,而是要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對傳統工業進行生態化改造。

其四,以生態文化建設,推動生活方式革命,使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從我做起、全民參與的文明行動。

要讓生態文明文化與價值教育進學校、進傢庭、進企業、進機關。生態文明建設政府要帶頭、領導要帶頭、黨員要帶頭、傢長要帶頭。大力發展公眾參與的社會組織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把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生態文明文化建設中。(作者為國傢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要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和辦法,著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挖掘增長潛力,培育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拓展發展空間,推動經濟總量上臺階。”

“要堅持經濟發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問題,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實在地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文/張車偉

古人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公。我國目前不僅面臨著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更關鍵的問題是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在於分配不公。

因此,“十三五”期間,民生問題的重點之一,就是解決好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尤其應該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放在最優先的地位。對於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在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基礎上,通過加快經濟發展、完善再分配制度予以逐步解決。

優先消除分配不公

目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源於國有經濟或者國有資本參與市場的收益沒有被全體國民合理分享。因此,如何公平合理地處置國有資產及其收益問題,就成為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關鍵所在。

對此,很多人提出,要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須不斷減弱國有經濟的重要性,國有經濟要從經濟領域逐漸退出,甚至還有人提出更加極端的辦法如實施國有經濟私有化的主張等。這些看法固然是著眼於治療社會的“疾病”,但開出的藥方則是錯誤的。

作為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傢,公有制經濟成分不僅不應該被削弱,而且應該進一步加強。事實上,正是近些年公有制經濟不斷弱化或者說國有資本不斷流失,才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瞭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差距加劇。

其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解決對經濟發展全局影響較大的結構性問題入手,既著眼於化解過去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又為經濟不斷邁上新臺階、保持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創造條件。著力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加快推進“中國制造2025”,加緊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引導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端化方向邁進。

除瞭城市內部的發展空間外,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連接也會帶來新的空間,城市帶、城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開放式的發展將給不同城市帶來新的機遇。另外,東中西之間、南北之間通過高速鐵路、封閉式高速公路、水路等連接起來,也會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僅基礎設施的建設就需要巨大的投入。

創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創新能力已成為國傢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全球科技創新不斷加快,為“十三五”創新驅動提供瞭更為豐富的科技支撐,世界各國紛紛將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戰略選擇,並將之列為國傢發展戰略。

對於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速,善於從大視野、長周期角度觀察中國經濟的陳東琪對《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十三五”期間的增長率應該在6.5%~7%之間,未來十年則會保持在6%~7%之間。

“十三五”要解決四方面機制漏洞

國有經濟進一步弱化所帶來的“國退民進”不僅會帶來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而且也與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背道而馳,更會加劇社會矛盾。因此,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正確途徑並非必須削弱國有經濟的地位,相反,在國有經濟地位不被削弱的情況下,通過完善制度和規則,實現國有資產及其收益的公平分配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從操作上看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我國的城鎮化率自2001年的37.7%增長至2014年的54.77%,以一年超過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上,一方面促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條件;另一方面註重建立和完善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趨於縮小。

一是完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產權,改革集體土地征占用制度、提高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額,將土地出讓金納入財政預算。

“五年規劃”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手段,並已成為中國發展的制度優勢。與此同時,“五年規劃”也已成為中國國傢治理的重要手段,並成為評價國傢治理績效的重要依據。

三是需要完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加強監管,提高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國有企業收益應該盡快納入國傢財政預算,對於關系國計民生、安全的公共事業、自然壟斷和戰略性資源行業應該謹慎上市。

四是需要進一步規范公共產品的資本化運營,對於已經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業應當盡快清理整頓,嚴格監管私人部門進入公共產品領域,降低公共產品服務費用。

通過完善再分配縮小差距

據此,新常態下經濟結構調整的新要求在於,體制升級與增長動力升級,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體制升級的關鍵,在於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統一。增長動力升級的關鍵,在於找到內生增長的新驅動力。

其一,加強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實施按傢庭綜合征收個人所得稅制度。

改變當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不足局面,一方面需要盡快征收財產持有環節的稅種,例如房產稅和遺產稅等;另一方面需要改革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從分類征收轉變為按傢庭綜合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

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是一種按收入來源分類征收的制度,其中工資、薪金所得免征額經過幾次調整後已經提高到3500元/月,但由於各項所得適用稅率不同,費用扣除標準不同,那些收入來源渠道多、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總能夠想到辦法不納稅或少納稅,而所得來源少、相對集中的納稅人必然會多納稅,從而造成工薪收入稅負過重,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力。其結果,個人所得稅在很大程度上變成瞭工薪稅。

陳東琪:首先是內涵型城市化的推進。目前城市建設正在向地下延伸,包括地鐵、地下服務系統、地下管廊的建設等。中國的地下發展還有空間,這是新型城市化的一個方面。城市化的另一項內容就是生態化發展,這包括大氣污染的治理,水環境的保護,綠色生態的建設等。第三個方向則是智能化。城市將向新型化、智能化方向發展,形成一個有機體,通過智能化網絡系統的建設,能夠對城市進行系統性監測和預警。第四個方向是人性化發展,養老設施、生活設施、教育設施等各種配套設施得齊全。現在不少人將發展理解為建高樓、修馬路,而學校或醫院等滿足不瞭需求,沒有做到人性化發展。

其次,抓好技術是關鍵。沒有技術創新的國傢很難談得上有創新戰略。隻有技術創新才能把握未來。更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關鍵是技術的進步,這是“十三五”以及以後發展中創新驅動的根本來源。中國要在“十三五”開啟一個新的增長時代,就需要靠技術進步來推動創新,進而由創新來推動增長。需要看到,可持續的增長來自於生產力的提高。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再分配作用不足,也是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重要原因。社會保障制度既是再分配手段,也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活力。

從國際上來看,存在兩種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一種是俾斯麥體系。這一體系的特點是需要個人繳費並強調待遇與繳費掛鉤,但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較差;另一類是貝弗裡奇體系,這一體系不強調收入與繳費掛鉤,旨在提供一種基本水平的社會保護。由於城鄉居民社會保險制度待遇水平較低,保障程度不足,總體上來說,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更多地體現瞭俾斯麥體系的特征,所以,其再分配作用不足主要是制度本身所決定的。

因此,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從制度的頂層設計入手,增強制度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發揮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為此,可以考慮在全國推行高齡津貼制度或建立統一的非繳費型公共養老金制度,改革現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建立職業年金制度和企業年金制,降低俾斯麥式制度的比重,增強貝弗裡奇式制度的作用。

其三,加快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解決外來人口的同等待遇。

在當前公共服務提供中,最大的不公平來自於生活在同一地區甚至同一個城市的人被區分為不同身份而差別對待,其中那些已經長期工作生活在城鎮中的農村人口是遭受不公對待的主要群體。

目前,城鎮化率已超過50%,但如果按照戶籍來看,具有非農業戶口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僅為35%,二者相差1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有大約1.5億離開戶籍地的農村人口無法和流入地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務。因此,加快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其當務之急是盡快把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城市或地區的外來人口納入到當地的公共服務體系中去,這不僅是縮小收入差距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需要,也是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

為此,國傢可以考慮建立以常住人口為依托的公共服務提供體系,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完善居住證制度,一個人隻要在城市有穩定住處和工作,並居住超過一定年限,就應該享受到和城裡人相同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住房等待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完善扶貧脫貧新機制

“要采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文/張琦

自2010年制定頒佈《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以來,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為扶貧脫貧主戰場,我國扶貧開發進入到新階段。主要表現在14個連片特困地區減貧效果明顯,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高於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增幅快於全國平均增幅,片區GDP增幅均要高於全國平均增速。更主要的是這種以精準扶貧為標志的扶貧開發,加快瞭扶貧脫貧的推進進程。

“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也是加快推進完善扶貧開發治理能力體系和提升扶貧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機遇期。到“十三五”期末,將是從消除絕對貧困向消除減緩相對貧困轉變的重要轉折點,是實現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制定的目標的攻堅期和決戰期。

扶貧新機制總體目標

“十三五”時期,完善我國扶貧脫貧新機制總體目標是,區域發展與精準扶貧到村到戶結合機制、精準扶貧工作機制、貧困縣考核約束退出機制、內源發展機制、財政扶貧資金使用管理機制、金融扶貧機制、社會扶貧機制基本完善正常運轉,國傢扶貧開發治理體系基本形成,國傢扶貧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即扶貧脫貧的基礎能力、扶貧脫貧治理的社會發展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特色產業扶貧脫貧能力提升。

“十三五”時期,完善我國扶貧脫貧新機制的主要任務是,按照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大扶貧開發格局要求,以積極推進扶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構建扶貧脫貧新機制。主要包括:完善和推進貧困縣考核機制,積極探索貧困縣退出機制,提高扶貧脫貧效果的精準扶貧機制,構建社會扶貧機制,連片特困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開發相結合機制、積極金融扶貧機制,完善財政扶貧資金分配機制、內源扶貧機制和主題參與機制,從而形成內源發展機制和外源拉動機制的扶貧脫貧機制體系。

在積極推進“十三五”扶貧脫貧機制過程中,要努力解決好以下重大問題,即綠色減貧成為未來扶貧脫貧戰略新理念,更加註重扶貧脫貧機制中的民族問題和特殊群體的扶貧脫貧問題,還要關註城市貧困問題。

其次,創新創業將增強經濟發展動力。伴隨商務環境寬松、投資貿易便利和互聯網信息平臺催化融合,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不斷湧現,新企業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生發。這些新市場主體大多從事金融、健康、信息、旅遊等服務業,市場創新意識和技術創新能力都很強,這為宏觀經濟持續增長提供瞭巨大的微觀動力。

其一,促進和催生內源發展機制,提升扶貧脫貧的造血能力是根本。

“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薄弱環節是農業現代化。要著眼於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在穩定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量、保障國傢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同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農業技術創新步伐,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主體參與機制和內源扶貧機制是“十三五”時期完善扶貧脫貧機制的必要前提和必備條件,隻有不斷提升貧困群體自身參與能力和自救能力,才能不斷加快扶貧脫貧機制改革完善,成為新時期扶貧脫貧攻堅的內生助力。

通過國傢科研能力建設、以產學研為核心的協同創新組織建設、中小企業創業創新平臺建設等工作,打造更為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將為“十三五”的自主創新提供更有效的保障。

二是內源機制。微觀內源扶貧脫貧機制是指為瞭激發貧困內部源動力而建立的多元動力機制,這種動力主要是三方面推動力,一是構建內部管理約束及激勵機制,主要通過扶貧脫貧考核機制和方式轉變來實現,二是構建扶貧脫貧效率提升機制,主要是通過精準扶貧來實現,三是扶貧脫貧治理方式完善推動機制,主要是通過駐村幫扶來實現。可以看出,貧困縣考核退出機制,精準扶貧機制和幹部駐村幫扶機制三大內源推動機制是扶貧脫貧機制完善的重要保障。

其二,強化外源拉動機制是提升新時期我國扶貧脫貧能力的關鍵。

扶貧開發治理的外源拉動機制主要由國傢宏觀財政政策拉動機制、國傢宏觀金融政策服務拉動機制、多元合作拉動機制構成和片區的區域發展帶動,即形成財政拉動力、金融拉動力、市場拉動力和區域綜合拉動力。

外源拉動機制完善則較多的是通過外部宏觀經濟政策和多方合作改善內部治理環境,實現內外聯動,共同促進國傢扶貧開發攻堅順利推進。主要包括:片區發展與扶貧攻堅結合機制、社會扶貧機制、金融扶貧機制和專項財政扶貧資金分配機制,這是“十三五”時期我國扶貧脫貧機制完善的宏觀戰略重點,也是其機制完善的外源推動機制。□(作者為“十三五”完善扶貧脫貧機制研究課題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扶貧研究中心主任)

大力促進農業技術進步,降低農業生產綜合成本。促使農產品價格相對下降,並在城鎮經濟更快發展的基礎上使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低。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30年降低到5%以下,全國城鄉平均恩格爾系數在2030年前後降低至25%以下,讓人民群眾切實分享農業現代化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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